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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位校长夯筑大学“灵魂”的求索

2012-09-05 10:21:37  IT亚文化 http://www.xdiy.com.cn

 

《大学之魂:民国老校长》 智效民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5月

  禾刀

  学者艾瑞予曾有过如此慨叹,“曾照亮了中国学术天空的那批大学者,竟然都是民国时期的‘出产’,而随着岁月的滚滚向前,他们已经渐次凋零。令今人难堪的是,他们所留下的位置,竟然找不出有谁可以代替,甚至稍稍与之比肩”。

  艾瑞予的感叹,其实也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,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?”回答这一问题,就不能不将目光回溯至大师辈出的民国大学,而谈到民国大学,就不能不提那些夯筑民国大学“灵魂”的老校长们。

  相较于今日高校物质的空前富足,在那个战火纷飞、物质高度匮乏、西式高校教育模式在中国尚且处于摸索的艰难时代,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无疑决定着大学的未来。作为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智效民,专门撷取蒋梦麟、胡适、梅贻琦、张伯苓、竺可桢、任鸿隽、罗家伦、胡先骕共八位民国老校长,从他们身上努力打捞民国大师之所以辈出的历史“密码”。

  虽然八位校长在具体办学方式上各有千秋,但在“大师”式办学理念上趋于一致。梅贻琦曾套用孟子之语指出,“大学,非大楼之谓也,乃大师之谓也”,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学者黄延复和出版人钟秀斌在经过统计发现,梅贻琦“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、杨振宁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,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‘两弹一星’功勋科学家(共23位),涌现出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吴有训、叶企孙、顾毓琇、陈岱孙、陈省身、钱钟书、华罗庚、钱学森、钱三强、钱伟长……等一位位学贯中西、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”。

  同样,张伯苓、任鸿隽、罗家伦等人无不广揽优秀教职人才。有的还不拘一格,如钱穆和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,沈从文的正规学历只有小学水平,他们得以走上大学讲台,虽然历经曲折,但如果放在高校自主招生尚且质疑重重的今天,简直不可想象。在教育实力推进方面,胡适的“十年教育计划”颇具前瞻性,胡适的这一计划着眼当时捉襟见肘的经费,从长远角度重点培养十所具有国际第一流的大学,他甚至不赞成花太多的外汇公派出国留学。

  今天,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特别响亮,在国内一些课题小组满腔热血的排名中,一些大学在排名中似乎也有过上乘表现。然而,我们无法掩盖这样的尴尬事实,连清华北大这样国内一流的大学,亦无法避免沦为哈佛这样国外大学的博士培训基地。另一方面,虽然我国是学术论文生产的绝对大国,但论文引用率却远在百名之后。更令人五味杂陈的是,当社会上为大学培养不出大师而深感悲哀之时,一些著名大学却以培养出诸多富豪沾沾自喜。大师,越来越像是一个仅供观瞻吊仰、早已布满尘埃的历史符号。

  除了对“大师”式教育极力推崇外,民国老校长们另一个共同的特点是,不仅尊重而且努力为高校学术“独立”营造良好的氛围。胡适指出,学术独立有两层含义:一是学者要坚持独立人格;二是学界要有独立地位。梅贻琦极注重推进制度建设,比如教授治校。而有着“中国私立大学之父”之誉的张伯苓,为保证南开大学的学术独立性,在抗战胜利后复校之时,与民国政府“约法三章”,按照先“国立化”,然后经费逐年递减,最终回归私立性质。甚至,在复校之初,南开并不愿在大学头衔之前启用“国立”二字。

  民国老校长们的个人人格魅力也令人倍加尊敬。虽然他们手执人事、财金重权,但权始终为教学所用。像而立之年便当上清华校长的罗家伦,不仅向由实权部门把持的美国返还庚子赔款基金开刀,还拒绝关系领导和部门照顾输送教员的诸多游说。清华大学“终身名誉校长”梅贻琦,在他逝世后,当人们打开他倍加珍惜的破旧皮箱时,发现里面不过是美国返还庚子赔款基金开支的明细账目。

  从这八位民国老校长的身上,我们可以总结出太多极其宝贵的经验,哪怕时过境迁,依然熠熠生辉。挖掘这些宝贵的历史财富,当然是为了医治滋养今天弊病丛生的大学教育。从他们艰苦求索的历史足迹中我们可以看到,办好大学并不真就是登天的难事,关键在于要让大学场所回归于学术,而非权力机心博弈之所。

  精彩节选

  大学与抗战

  1.

  不幸的是,就在蒋梦麟组建的“新北大”刚刚开学之际,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“九一八事变”。不久,日本侵略者又攻占山海关和承德等地,平津一带炮声隆隆,战云密布。为了救护受伤的抗日将士,北大师生成立了一所伤兵医院,蒋梦麟夫人亲自担任院长,组织教职员夫人和女学生充当看护。

  通过抢救伤兵,蒋梦麟进一步看到中国军队虽然缺乏现代武器,却勇于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抗外来侵略。他认为:“以血肉筑成长城抗御敌人的弹雨火海,主要的凭藉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。这种精神使中国在漫长痛苦的八年之中愈战愈勇,虽然千千万万的人受伤死亡,中国却能始终连哼都不哼一声。我们虽然节节失利,却终于赢得战争。”

  2.

  除了愈战愈勇的中国军队之外,中国的大学堪称抗战胜利的精神堡垒,大学校长则是大家的精神领袖。在这方面,蒋梦麟的表现可圈可点,令人钦佩。比如1935年11月,蒋梦麟与北平各大学校长、教授联名发表宣言,斥责冀东伪政府,反对华北“自治运动”。为此日本宪兵找上门来,“请”蒋梦麟去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进行解释。

  蒋梦麟毫无畏惧地深入虎穴之后,一个日军大佐居然想把他挟持到大连。面对这种危险局面,蒋梦麟冷静地说:“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,那就请便吧———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。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。如果全世界人士,包括东京在内,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,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。”

  3.

  在这位大义凛然的北大校长面前,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把他放了。事后,宋哲元将军因无法保护他而劝他离开北平,蒋介石也派陈诚前来表示慰问,但他还是留了下来。他说:“从民国十九年(1930年)到二十六年(1937年)的七年内,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,竭智尽能,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。

  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,尤其是胡适之、丁在君(文江)和傅孟真(斯年),北大幸能平稳前进,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。”他还说:在这种情况下,“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。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。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,同时引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,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旋涡的北大,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”。

  另外,曾经在北大法学院任教的陶希圣回忆说,当时北大“师生们的口号是‘在北平一天,当作二十年来做’”。北平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,就是这样换来的。

来源:重庆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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